說那在北京的日常

你好,請問你認識中國嗎?

13億人、7% GDP增長、北京、習近平,我想我大概只能吐出幾個硬梆梆的符號去概括她。即使我們每天都有意無意地呼喊著她的名字,但這女子對我而言陌生得很,我實在不認識她。故我決意在那地留上大半年,好讓我能夠與你說上一個關於北京的故事。

2015年的初春,我在北京大學的宿舍安定了下來,有了自己的露台、電話卡、銀行帳戶、加濕機,以及一台小小的多士爐,總算開始了我在北京的生活,那割裂的生活。我能認出街上的文字,我也聽得懂那國語,亦有能努力發出差不多的讀音與腔調。卻又是這能讀、能聽、能說、能寫,卻偏偏不能連結那文字背後的思維與社會脈絡,我想正是這種情形促成了我那割裂的感覺。(北京,我親愛的矛盾 系列四之一)


說那在北京的日常

北京的一天開始得很早,七點的街道從不冷清,就只是我的早上是在十點開始。十點在北京是一尷尬的時間點,因為那些中國風味的包子、餃子與豆漿都早已售空,而北京的三餐也分明,不存在香港那種早午餐、下午茶的暖昧概念,早餐時段完結後便要待午膳時間才再供餐。學校方圓一公里也只有校方營運的食堂,所以也就只能等那十一點開始的午餐。

在北京吃飯

我有偏執地不在早餐的事上妥協。雖然說是春天,但這北方的春天與我們的理解有點不一樣,日間氣溫大都是在兩三度的,所以那時的北京實是一巨型冰箱。所以啊,那時我老是把果醬啊、麵包啊統統都放在露台這大冰箱,然後每天早上都把麵包丟進多士爐加熱,再配上一杯紅茶,這便成了我每天的早餐,而這樣一吃便捱過了大半年。


而早餐解決後,我又迷惑於我未能如當地的學生般進膳。午膳的時間為一小時二十分,而飯堂開放時間亦同樣為一小時二十分,亦即是說校內的三千人要在同一時段在那擁擠的飯堂進膳。在這當中理論上是存在選擇的,但每一條隊卻又只能排上幾款食物,而即使再排也不能確保想吃的會否下一秒售清。所以選擇就只屬假象,而我總認為在這一小時二十分中能滿足溫飽已是件了不起的事,因為我永遠做不到。這樣的飯堂聽起來是否有點像傳說中人民公社時期的「大鑊飯」?就只是我實在不擅於人海中搶一口飯,亦從未有心理準備過會此時此地遇到這制度的遺留。


在北京住宿

校內的建築物好些是遺留自舊時的皇家庭園,但更多的是現代主義的建築,滿滿人造的直線與直角,但兩者都是矮矮的數層,意圖不去擋住那陽光。路是寬敞的,冬日的陽光可以輕易地灑在路上。因為校方有針對校外的人流和車輛作管制,所以佔據道路的是以人力作驅動的,大都在慢慢地移動而少有機動車輛。而那時我最喜歡的便是下課後踩著單車繞點遠路,踩到湖邊,再踩回超市買點日常補給,然後再回去那暖洋洋的宿舍。

晚上的生活規律得很,公共澡堂的熱水只供應至晚上十點半,宿舍亦只供電至十一點,所以校園內的生活時空軌跡都是相似的,大都是趁方便的時間先忙私生活,要麼就是穿過校門的守衛出外跑個步,要麼就是和朋友出外吃晚飯,然後就趁最後的半小時趕回公共澡堂洗澡,待斷電後再好好挑燈夜讀。這樣的一天似乎平凡不過,而且咋聽之下亦頗是便利,該有的都有。

但我總覺得我的胸口在隱隱作痛。

 

統一的用膳時間、封閉式的校園、肉帛相見的大澡堂、被規劃的作息時間⋯⋯你有發現嗎?怎麼這些設置聽起來像是一個監控機器似的,默默地在操控你的作息,亦同時嘗試抹去人的多元性?

你們都是男子,所以在大澡堂中肉帛相見也沒什麼大不了,你有的別人也有,你也沒什麼獨特的地方。」

「你最好十一點斷電之後便好好入睡,然後明早七點便好起床學習,這才是刻苦耐勞的大學生應有的形象。」

「為大家的安全著想,所以校園的出入不能隨便,定必要在指定的出入口,以及出示學生證。」

我的耳邊像是嚮起了這樣深沉的一把聲音。

但其實這般自給自足的系統並不是什麼新鮮事,它在中國早已有了自己的名字,人們把這稱之為「街道」。在計劃經濟的年代,街道是一種常見的生活形態。一個街道里大都會有一種社會功能,可以是工廠,可以是農場,又或可以是好些政府部門。而那時候的房屋並不是商品,而是員工的其中一項福利,所以同一機構的員工大都會住在同一街道內的員工宿舍,亦同時方便了工作。而為了方便日常生活,通常街通內有會設置好些學校、商店,所以基本上一天的起區飲食都可在街道里滿足。一個個的街道就像一個個的零件般組成了這城,而一座座城就組成了這國家。
自由,我想我的隱隱作痛是源於自由的匱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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